摘要：
西安解放的具体时间，解放初期解放军都做了哪些事情.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5月25日，贾拓夫宣告西安市人民政府成立。历史上的今天都有哪些大事件？3.20[1413年]-亨利五... 西安解放的具体时间，解放初期解放军都做了哪些事情.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5月25日，贾拓夫宣告西安市人民政府成立。
历史上的今天都有哪些大事件？3.20
[1413年] - 亨利五世继承英格兰王位
[1815年] - 法国史上的“百日王朝”
[1815年] - 法国史上的“百日王朝”
[1896年] - 清朝建立邮政，标志中国邮政正式诞生
[1902年] - 袁世凯派学生赴日学军事
[1913年] - 国民党代理事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袁世凯爪牙被刺杀，22日逝世。
[1926年] - 蒋介石制造反共的“中山舰事件”
[1931年] - 《西线无战事》获第3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1933年] - 纳粹建立第一个集中营
[1943年] - 毛泽东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
[1948年] - 毛泽东预言1949年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1954年] - 我国自制巨型客轮下水
[1954年] - 蒋介石当选“总统”
[1956年] - 摩洛哥和突尼斯获独立
[1959年] - 中国政府平息西藏叛乱
[1970年] - 贝内特彗星到达近日点
[1973年] - 美国破坏智利阿连德大选未遂
[1980年] - 李立三、贾拓夫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1986年] - 雅克-希拉克正式就任法国总理
[1989年] - 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
[1990年] - 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
[1990年] - 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低温核供热反应堆试运行成功
[1991年] - 伊拉克议会宣布撤销对科威特的兼并
[1992年] - 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举行
[1993年] - 俄罗斯政局发生激烈动荡
[1993年] - 西藏拉孜地区发生6.6级地震
[1995年] - 东京地铁发生“沙林”毒气案
[1995年] - 土耳其军在伊拉克北部清剿库尔德军
[1996年] - 英国疯牛病恐慌震全球
[1996年] -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进行海空实弹演习
[1999年] - 经国务院批准，中保财产保险公司继承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品牌，恢复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1999年] - 人类首次成功乘热气球环球飞行
[2000年] -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发布第285号国务院令，公布《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
[2003年] - 美国和盟国对伊拉克发动的军事打击开始，标志着伊拉克战争正式爆发
[2004年] - 台湾当局执意举办所谓“和平公投”
[2008年] - 美国科学家借助卡西尼号探测器发现土卫六地表下可能潜藏着水和氨构成的海洋
简述历史上西安城市发展的自然,人文因素
西安，古称长安，又曾称西都、西京、大兴城、京兆城、奉元城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城市。从奴隶制臻于鼎盛的西周，到封建社会达到巅峰状态的唐王朝，先后有西周、秦、西汉、新、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2个王朝在这里建都达1100余年之久。又曾为赤眉、绿林、大齐（白巢）、大顺（李自成）等农民起义政权的都城。自公元前约1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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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公元9世纪末，西安曾长期是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并历来为地方行政机关----州、郡、府、路、省和长安、咸宁两县的治所。在多数朝代，西安属于郡、府级建制-京兆府（郡）辖区，元代改京兆为安西路（后改奉元路），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废奉元路设西安府，西安即由此而得名。1928年，在西安首次设市，1948年由省辖市改为国民政府行政院辖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安市曾经是陕甘宁边区辖市、西北行政区辖市、中央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从1954年以来，一直为陕西省省会所在地，现属副省级城市，辖新城、碑林、莲湖、灞桥、未央、雁塔、阎良、临潼八区及长安、蓝田、周至、户县、高陵五县。
西安地处中国中、西两大经济地域结合部，是西北各省通往西南、中原及华东的门户与交通枢纽，第二条欧亚大陆桥陇海兰新线上最大的中心城市，在全国经济总体布局上具有承东启西、东联西进的重要战略地位。优越的地理区位和深远的历史渊源，使西安成为中国北方西部最大的商品流通中心与物资集散地。悠久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人文资源，使西安居中国六大古都之首，是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著名的旅游中心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安迅速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基地、科技研究基地和高等教育基地。 重大历史事件 西安是一座具有三千余年文明史的都市，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无数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公元前约11世纪，周文王在沣河西岸建立丰京，武王继位后伐纣灭商建立西周王朝，并在沣河东岸建都镐京，开创了西安长期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公元前841年，镐京“国人暴动”是中国历史是最早的大规模群众暴动驱逐国王事件。西周初期的“成康之治”标志着中国奴隶制社会进入鼎盛时期。秦孝公时的“商鞅变法”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重大社会改革。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顶峰时期。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正式开辟了以长安为起点，连接欧亚大陆的通道“丝绸之路”。
公元582年，隋文帝颁令在汉长安城东南的今西安城址营建新都大兴城。唐王朝建立后更名长安。隋唐长安城的建设，自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开始，至唐高宗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基本就绪，历时72年。城市面积84.1平方公里，布局规划整齐，东西严格对称，分宫城、皇城和外廓城三大部分。城市结构布局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巅峰时期的宏大气魄，在中国建筑史、城市史上具有划时代影响。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西安人民为推翻腐朽反动的清朝政府奋起战斗。清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陈得才部围攻西安，于三兆、杜曲等地大败清军，在西安地区播下武装起义的火种。陕西回民起义随后爆发。清同治五年（1866年）西捻军入陕，在西安东郊十里铺大败清军。这几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同南方的太平天国起义遥相呼应，震憾动摇了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
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后，西安是最早起而响应革命的省会城市之一。陕西革命党人同哥老会联合，于10月22日发动起义，经两天激战控制西安，不仅推翻了清王朝在陕西的统治，有力地支援了武昌起义，打破了清王朝企图以西北为基地地反扑的梦想，而且促进了北方革命颤潮的到来。 1919年，“五四”运动揭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消息传到西安，爱国学生奋起响应，游行示威，组织演讲，唤起民众，宣传抵制日货，成立陕西学联，选派代表进京请愿，大声疾呼“吾陕西学生，素称爱国，高举义旗，焉能后人！振臂而起，誓作北京学生之后盾；登高号呼，唤喊国民之忠忱”。西安的学生运动，有力地响应和支持了北京的学生运动。
在1924年至1927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一次颤潮中，拥护孙中山革命政权的国民军于1925年把军阀刘镇华逐出陕西，控制西安。1925年10月。西安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特别支部诞生。当北洋军阀向国民军反扑时，刘镇华率镇嵩军围攻西安达8个月之久。西安军民在李虎臣、杨虎城率领下，克服缺粮断炊的严重困难，奋起抗击，殊死搏斗，保住了西安这一革命阵地。当北伐战争推进到华中地区时，国民军联军进驻西安。在中国共产党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合作努力下，西安地区革命运动风起云涌。1927年初，共产党人刘含初、史可轩、邓小平等人在西安创办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校，培训大批革命骨干。西安附近的农民运动也蓬勃兴起，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军国主义步步进逼，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在民族存亡系于一发的危急关头，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向蒋介石实行兵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种充满爱国热忱的浩然气概，有力地振奋了全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全民族团结抗日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重大转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西安地方组织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克服重重障碍，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5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安。5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贺龙任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任副主任。5月25日，西安市人民政府成立，贾拓夫任市长、方仲如任第一副市长，张锋伯任第二副市长。西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迈入崭新的历史阶段
红军为什么去陕北
红军长征以陕北为落脚点并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指挥部，是关系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前途之重大问题。但是，党中央怎样选定陕北为长征落脚点的问题上，却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党中央出腊子口进入甘南后，才知道陕北有苏区、有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到了哈达铺才决定去陕北。其实，党中央选定陕北为长征落脚点是有一个过程的。
一、沙窝会议曾提出红军到陕北去
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使中央红军虽经一年英勇奋战，仍未能打破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被迫长征。长征开始，中央打算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是，过了湘江封锁线后，蒋介石发觉了红军意图，就在通往湘西的路上重兵布防，红军到湘西的计划已难以实现。党中央乃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改变进军方向，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省前进。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实行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摆脱了数十万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巧渡金沙江，飞夺沪定桥，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在白雪皑皑的夹金山下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中央和中央军委发给四方面军许多电报，例如六月十六日，中央为一、四方面军会合电复四方面军；同月十八日，中央军委发出对四方面军战略任务的指示电；二十日，中央军委发出为争取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对战略形势与战略任务的商榷电报。这就是说，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红军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方针。
北上抗日方针既已确定，但到何处落脚，中央还是心中无数的。根据高朗亭同志回忆，谢老(觉哉)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晚曾对他说过：“长征路上，我在过了大雪山的时候，毛主席找我和徐老、林老、董老(即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谈话说：‘看来咱们的部队是要长期无后方地打游击。你们年纪大了，在部队上长期拖下去，会把你们拖死的。到了甘肃以后，你们可以自找掩护关系，到白区去做党的地下工作，请要预作考虑。’”（高朗亭：《谢觉哉同志谈刘志丹》。）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党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
可见，这个时候党中央虽然提出“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而着重点则在于：“首先取得甘肃南部”，还没有提出要到陕北的打算。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相继翻过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毛儿盖地区。在毛儿盖休息约一个月，准备过草地北上。从我所见到的文件上看，红军要到陕北去的问题，是在沙窝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
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决议》在“目前的中心工作”中指出：“必须加强川康省与宁夏省军委的工作，使我们能够真正集中地方工作与游击战的领导，要使这一地区，成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红军到达陕北后，则须更大的建立与加强当地×××的工作。”（《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过去的党史书刊把这次会议叫毛儿盖会议，现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改正。）这是中央红军要到陕北去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二、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知道了红二十五、二十六军的情况
为什么在沙窝会议上提出红二十五、红二十六军的活跃和中央红军准备到陕北的问题呢？
党中央提出“北上抗日”的方针后，必然要设法了解陕甘宁等省的情况。当时，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的活跃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蒋介石为此专门采取了一些军事措施。在国民党的报纸上是会有所反映的。而刚离开川陕苏区不久的红四方面军以及来自陕北的随军长征干部，也会向中央提供有关情况。因此，党中央知道了刘志丹领导的红二
十六军在陕甘边的活动和红二十五军活跃在陕南的情况。
红二十五军撤出鄂豫皖苏区，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八日击溃豫陕交界的铁钅页关民团，进入陕西南部，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攻占镇安县城，二月一日袭占柞水县城，当时红四方面亦正在发动陕南战役，打击孙蔚如部，于一月二十四日攻克宁强县城，二十五日又克阳平关，三十日占勉县，一部出南郑(汉中)，二月十五日结束陕南战役。（《红四方面军发展简史资料》。）据有关同志回忆说，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了策应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开展斗争的，只可惜两军没有在陕南会合。
关于红二十九军的建立，是与红四方面军的帮助分不开的。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下旬，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西征入川，道经陕西南部西乡县私渡河、廷水、钟家沟等处作短期休整时，曾积极帮助中共陕南特委建立红二十九军，以后又在人员、装备上和战斗中，继续给予帮助。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共临时中央派王大舜(刘瑞龙)从上海来到西乡县任红二十九军副军长。同年五月三十一日。王大舜领导的一百二十余人的队伍被红四方面军调去参加空山坝战役，（参见《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九军大事记》等资料。）红二十九军在陕南“马耳岩事变”中遭到惨重损失，此后留下游击大队在陕南继续活动。
由此可见，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九军关系何等密切。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从红四方面军处得知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九军的情况是毋庸置疑的。
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苏区后，红二十五军威震陕南。一九三五年三月，红二十五军击溃杨虎城部警备二旅，四月和七月又连迫杨部的警备三旅和警备一旅。七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提出“迎接党中央”和“迎接主力红军”的动员口号开始西征北上。七月三十日攻占陕甘边的双石铺(今凤县)时，截俘敌少将参议一名，获文件和报纸甚多。综合敌人的口供、文件和报纸所提供的情报，证实我主力红军正在松潘附近北上。红二十五军于八月三日攻占甘肃两当县城，九日晚攻占天水县城北关，十一日进占秦安县城，驰骋于甘南、陇东。后来，红二十五军又威逼静宁县城，攻占隆德城，逼近平凉。由于一时难以获知主力红军消息而敌军日益集中，红二十五军乃经镇原、庆阳县境，于九月十八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并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初稿)。）
红二十六军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在陕北宜君县正式组建的，后南下渭华作战失败，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陕甘苏区恢复建制。一九三四年春，红二十六军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根据地第一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攻，陕甘边十多个县的农村获得解放。一九三五年春，当时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前敌总指挥的刘志丹统一指挥西北红军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反革命围攻。红军首战延长、迫使延川敌军弃城他逃，连续追击，南下甘泉，调动敌人。接着挥师北上，占安塞，克靖边，解放保安。红军连夺六城，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四方面军才撤出川陕根据地。因此，他们对红二十六军在陕甘的军事胜利不可能一无所知。
特别是随军长征的干部张德生和贾拓夫，他们都是陕北人，是知道陕北红军的一般情况的。张德生是榆林县人，曾任中共府谷县委组织部部长、甘宁青特委组织部部长，一九三三年陕西省委(甘肃特委受陕西省委领导)因杜衡叛变而遭破坏。张德生由兰州转移到汉中，任汉中特委宣传部部长。一九三四年被调到红四方面军中做政治工作。长征中，张德生在第一、第四方面军中做军队政治工作。（参看《张德生简历》，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人民日报》。汪锋：《学习张德生同志的革命精神》，三月十八日《陕西日报》。）张德生曾向党中央汇报了长征北上沿路地理民情等情况。贾拓夫是神木县人，历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代理书记，陕西省团委委员兼西安市团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等职，并负责组织、宣传工作。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贾拓夫代表陕西省委去中央苏区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出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一九三四年六月起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部长(专做破坏白军工作者)。在长征途中，贾拓夫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曾多次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陕甘党组织和红军以及陕甘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情况，这对中央确定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军起了很大的作用。”（习仲勋、马文瑞、汪锋、白如冰：《深切怀念贾拓夫同志》，一九八年四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后，毛泽东立即派贾拓夫(李维汉也同行)带领约一排武装作先遣队，向东边走，去找陕北红军。
总之，党中央通过各个渠道，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不久，就知道红二十六军在陕甘和陕北的活动，所以在沙窝会议的决议上写下了关于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及“红军到达陕北”等文字，就不奇怪了。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会议上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后，对六月二十八日《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又作了补充决定。《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中，“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泯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继续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文件接着指出：“甘陕地区对于我们不论目前与将来的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这些理由与考虑是：甲、在政治上，我们能够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会合，并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与领导，联系存在于甘陕边之苏区及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这给我们可能在短时期中迅速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这就能够迅速的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
从上述文件可以看出，党中央已经知道了甘陕边存在着苏区及游击区域，因而要求主力红军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会合”。当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力量较强，所以提出力求“实现赤化川陕甘，而为苏维埃中国确立巩固不拔之基础。”同时，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指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白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
九月初，当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不仅公然反对北上，而且要左路军、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全部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为此，中央政治局在巴西举行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继续北上。九月十一日，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再致张国焘令其北上电说：“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九月十二日，党中央在俄界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同时，改变了原定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决定一、三军团北上，开展游击战争，向陕甘广大地区发展。因为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为，中央红军已难以在四川建立革命根据地了。
三、榜罗镇会议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北上，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入甘南。从腊子口往前走了十几里路有一个集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老总好多人都在那里休息。他们说：罗迈，你也来休息。他们拿着报纸在看，是敌人的，发现陕北有一个刘志丹‘共匪’”（李维汉：《关于陕甘宁边区党史的几个问题》。）这个材料说明，党中央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正在陕北苏区，证实陕北可以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红军从腊子口出发，翻过大剌山(岷山)，经悬窝、鹿元里，于九月二十日到达岷县与西固(今宕昌)间的哈达铺。党中央从敌人报纸上获得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具体情报。原来红军到了哈达铺宿营，“买东西拣到一张七月×日的《晋阳日报》，上载‘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白河的危险爱。’”（高朗亭：《谢觉哉同志谈刘志丹》。）
谢觉哉同志回忆说：“过了哈达铺镇，我想好了去兰州找关系的方案，准备离队，去请示毛主席。他也把《晋阳日报》的消息告诉我，并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革命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高朗亭：《谢觉哉同志谈刘志丹》。）
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一说连以上)的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形势，指明了要到陕北去会合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同时宣布将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改组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陕甘支队的司令员，毛泽东同志兼政委。（参看肖锋：《长征日记》，杨成武：《忆长征》和肖华关于长征的报告。）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党中央在榜罗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计划，决定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作为全国革命总指挥部，从那里领导全国革命。”（《〈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二)《党史资料通讯》第十八期。）
随后，红军翻过六盘山，于十月十九日抵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在这里，红军打败了敌人骑兵师的跟踪追击，迫敌一个团，击溃三个团，俘敌七百余人，缴获战马一千多匹。中央红军经过一周的休整，非战斗单位从吴起镇前往瓦窑堡，毛泽东亲率作战部队到直罗镇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中央红军恢复了第一方面军名称，原一、三军团合编为第一军团，“十一月，第十五军团编入第一方面军建制。”（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党中央及时纠正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被迫害、被拘捕的干部，挽救了陕北的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红军长征为什么要到陕西?而不到别的地方落脚.
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经过6次变化，最终确定在了陕北。“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根据敌我双方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全国形势的发展做出的英明选择。”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刘煜说：“在中央红军决定选择落脚陕北的决策过程中，一张报纸和一个人起到关键爱的作用。”
中央原定长征的落脚点是湘西北，后来根据形势发展，曾先后选择了创建黔北根据地、川西或者川西北根据地、川陕甘根据地。后来毛泽东等领导准备带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第三军团北上，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根据地，将来再向东发展。刘煜说，俄界根据地已是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上的第5次变化。
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北上到达甘肃哈达铺后，从当地一张报纸得知陕甘两省红军和赤色游击队蓬勃发展的情况。刘煜解释说，有人说这张报纸是当时的《晋绥日报》，有人说是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有人说是包油条的报纸，有人说是中央派人专门在当地邮局找到的。“是张什么报、怎么得到的似乎没有定论，但毫无疑问，在红军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这张报纸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煜说，中央做这个决定时一个名叫贾拓夫的人也起了重要作用。曾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的贾拓夫是陕西神木人，红军长征途中，他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1935年9月18日，毛泽东开会研究到底是北上打通国际路线还是到别的什么地方落脚时，当时有很多主张。贾拓夫是长征中唯一来自陕北的带路先遣人员，他将刘志丹领导陕北红军开展活动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建议党中央到陕北立足。
9月20日，毛泽东根据报纸信息和贾拓夫提供的情况，决定“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9月27日，中央在甘肃省通渭县举行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改变了在俄界创建根据地的打算，决定落脚陕北。
此后，中央红军通过贾拓夫与陕北红军取得联系，并很快突破西兰大道封锁，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胜利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
简述历史上西安城市发展的自然,人文因素
西安，古称长安，又曾称西都、西京、大兴城、京兆城、奉元城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城市。从奴隶制臻于鼎盛的西周，到封建社会达到巅峰状态的唐王朝，先后有西周、秦、西汉、新、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2个王朝在这里建都达1100余年之久。又曾为赤眉、绿林、大齐（白巢）、大顺（李自成）等农民起义政权的都城。自公元前约1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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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公元9世纪末，西安曾长期是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并历来为地方行政机关----州、郡、府、路、省和长安、咸宁两县的治所。在多数朝代，西安属于郡、府级建制-京兆府（郡）辖区，元代改京兆为安西路（后改奉元路），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废奉元路设西安府，西安即由此而得名。1928年，在西安首次设市，1948年由省辖市改为国民政府行政院辖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安市曾经是陕甘宁边区辖市、西北行政区辖市、中央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从1954年以来，一直为陕西省省会所在地，现属副省级城市，辖新城、碑林、莲湖、灞桥、未央、雁塔、阎良、临潼八区及长安、蓝田、周至、户县、高陵五县。
西安地处中国中、西两大经济地域结合部，是西北各省通往西南、中原及华东的门户与交通枢纽，第二条欧亚大陆桥陇海兰新线上最大的中心城市，在全国经济总体布局上具有承东启西、东联西进的重要战略地位。优越的地理区位和深远的历史渊源，使西安成为中国北方西部最大的商品流通中心与物资集散地。悠久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人文资源，使西安居中国六大古都之首，是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著名的旅游中心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安迅速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基地、科技研究基地和高等教育基地。 重大历史事件 西安是一座具有三千余年文明史的都市，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无数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公元前约11世纪，周文王在沣河西岸建立丰京，武王继位后伐纣灭商建立西周王朝，并在沣河东岸建都镐京，开创了西安长期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公元前841年，镐京“国人暴动”是中国历史是最早的大规模群众暴动驱逐国王事件。西周初期的“成康之治”标志着中国奴隶制社会进入鼎盛时期。秦孝公时的“商鞅变法”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重大社会改革。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顶峰时期。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正式开辟了以长安为起点，连接欧亚大陆的通道“丝绸之路”。
公元582年，隋文帝颁令在汉长安城东南的今西安城址营建新都大兴城。唐王朝建立后更名长安。隋唐长安城的建设，自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开始，至唐高宗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基本就绪，历时72年。城市面积84.1平方公里，布局规划整齐，东西严格对称，分宫城、皇城和外廓城三大部分。城市结构布局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巅峰时期的宏大气魄，在中国建筑史、城市史上具有划时代影响。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西安人民为推翻腐朽反动的清朝政府奋起战斗。清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陈得才部围攻西安，于三兆、杜曲等地大败清军，在西安地区播下武装起义的火种。陕西回民起义随后爆发。清同治五年（1866年）西捻军入陕，在西安东郊十里铺大败清军。这几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同南方的太平天国起义遥相呼应，震憾动摇了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
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后，西安是最早起而响应革命的省会城市之一。陕西革命党人同哥老会联合，于10月22日发动起义，经两天激战控制西安，不仅推翻了清王朝在陕西的统治，有力地支援了武昌起义，打破了清王朝企图以西北为基地地反扑的梦想，而且促进了北方革命颤潮的到来。 1919年，“五四”运动揭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消息传到西安，爱国学生奋起响应，游行示威，组织演讲，唤起民众，宣传抵制日货，成立陕西学联，选派代表进京请愿，大声疾呼“吾陕西学生，素称爱国，高举义旗，焉能后人！振臂而起，誓作北京学生之后盾；登高号呼，唤喊国民之忠忱”。西安的学生运动，有力地响应和支持了北京的学生运动。
在1924年至1927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一次颤潮中，拥护孙中山革命政权的国民军于1925年把军阀刘镇华逐出陕西，控制西安。1925年10月。西安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特别支部诞生。当北洋军阀向国民军反扑时，刘镇华率镇嵩军围攻西安达8个月之久。西安军民在李虎臣、杨虎城率领下，克服缺粮断炊的严重困难，奋起抗击，殊死搏斗，保住了西安这一革命阵地。当北伐战争推进到华中地区时，国民军联军进驻西安。在中国共产党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合作努力下，西安地区革命运动风起云涌。1927年初，共产党人刘含初、史可轩、邓小平等人在西安创办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校，培训大批革命骨干。西安附近的农民运动也蓬勃兴起，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军国主义步步进逼，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在民族存亡系于一发的危急关头，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向蒋介石实行兵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种充满爱国热忱的浩然气概，有力地振奋了全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全民族团结抗日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重大转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西安地方组织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克服重重障碍，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5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安。5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贺龙任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任副主任。5月25日，西安市人民政府成立，贾拓夫任市长、方仲如任第一副市长，张锋伯任第二副市长。西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迈入崭新的历史阶段
红军为什么去陕北
红军长征以陕北为落脚点并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指挥部，是关系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前途之重大问题。但是，党中央怎样选定陕北为长征落脚点的问题上，却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党中央出腊子口进入甘南后，才知道陕北有苏区、有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到了哈达铺才决定去陕北。其实，党中央选定陕北为长征落脚点是有一个过程的。
一、沙窝会议曾提出红军到陕北去
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使中央红军虽经一年英勇奋战，仍未能打破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被迫长征。长征开始，中央打算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是，过了湘江封锁线后，蒋介石发觉了红军意图，就在通往湘西的路上重兵布防，红军到湘西的计划已难以实现。党中央乃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改变进军方向，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省前进。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实行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摆脱了数十万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巧渡金沙江，飞夺沪定桥，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在白雪皑皑的夹金山下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中央和中央军委发给四方面军许多电报，例如六月十六日，中央为一、四方面军会合电复四方面军；同月十八日，中央军委发出对四方面军战略任务的指示电；二十日，中央军委发出为争取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对战略形势与战略任务的商榷电报。这就是说，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红军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方针。
北上抗日方针既已确定，但到何处落脚，中央还是心中无数的。根据高朗亭同志回忆，谢老(觉哉)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晚曾对他说过：“长征路上，我在过了大雪山的时候，毛主席找我和徐老、林老、董老(即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谈话说：‘看来咱们的部队是要长期无后方地打游击。你们年纪大了，在部队上长期拖下去，会把你们拖死的。到了甘肃以后，你们可以自找掩护关系，到白区去做党的地下工作，请要预作考虑。’”（高朗亭：《谢觉哉同志谈刘志丹》。）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党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
可见，这个时候党中央虽然提出“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而着重点则在于：“首先取得甘肃南部”，还没有提出要到陕北的打算。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相继翻过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毛儿盖地区。在毛儿盖休息约一个月，准备过草地北上。从我所见到的文件上看，红军要到陕北去的问题，是在沙窝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
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决议》在“目前的中心工作”中指出：“必须加强川康省与宁夏省军委的工作，使我们能够真正集中地方工作与游击战的领导，要使这一地区，成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红军到达陕北后，则须更大的建立与加强当地×××的工作。”（《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过去的党史书刊把这次会议叫毛儿盖会议，现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改正。）这是中央红军要到陕北去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二、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知道了红二十五、二十六军的情况
为什么在沙窝会议上提出红二十五、红二十六军的活跃和中央红军准备到陕北的问题呢？
党中央提出“北上抗日”的方针后，必然要设法了解陕甘宁等省的情况。当时，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的活跃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蒋介石为此专门采取了一些军事措施。在国民党的报纸上是会有所反映的。而刚离开川陕苏区不久的红四方面军以及来自陕北的随军长征干部，也会向中央提供有关情况。因此，党中央知道了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的活动和红二十五军活跃在陕南的情况。
红二十五军撤出鄂豫皖苏区，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八日击溃豫陕交界的铁钅页关民团，进入陕西南部，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攻占镇安县城，二月一日袭占柞水县城，当时红四方面亦正在发动陕南战役，打击孙蔚如部，于一月二十四日攻克宁强县城，二十五日又克阳平关，三十日占勉县，一部出南郑(汉中)，二月十五日结束陕南战役。（《红四方面军发展简史资料》。）据有关同志回忆说，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了策应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开展斗争的，只可惜两军没有在陕南会合。
关于红二十九军的建立，是与红四方面军的帮助分不开的。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下旬，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西征入川，道经陕西南部西乡县私渡河、廷水、钟家沟等处作短期休整时，曾积极帮助中共陕南特委建立红二十九军，以后又在人员、装备上和战斗中，继续给予帮助。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共临时中央派王大舜(刘瑞龙)从上海来到西乡县任红二十九军副军长。同年五月三十一日。王大舜领导的一百二十余人的队伍被红四方面军调去参加空山坝战役，（参见《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九军大事记》等资料。）红二十九军在陕南“马耳岩事变”中遭到惨重损失，此后留下游击大队在陕南继续活动。
由此可见，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九军关系何等密切。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从红四方面军处得知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九军的情况是毋庸置疑的。
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苏区后，红二十五军威震陕南。一九三五年三月，红二十五军击溃杨虎城部警备二旅，四月和七月又连迫杨部的警备三旅和警备一旅。七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提出“迎接党中央”和“迎接主力红军”的动员口号开始西征北上。七月三十日攻占陕甘边的双石铺(今凤县)时，截俘敌少将参议一名，获文件和报纸甚多。综合敌人的口供、文件和报纸所提供的情报，证实我主力红军正在松潘附近北上。红二十五军于八月三日攻占甘肃两当县城，九日晚攻占天水县城北关，十一日进占秦安县城，驰骋于甘南、陇东。后来，红二十五军又威逼静宁县城，攻占隆德城，逼近平凉。由于一时难以获知主力红军消息而敌军日益集中，红二十五军乃经镇原、庆阳县境，于九月十八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并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初稿)。）
红二十六军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在陕北宜君县正式组建的，后南下渭华作战失败，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陕甘苏区恢复建制。一九三四年春，红二十六军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根据地第一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攻，陕甘边十多个县的农村获得解放。一九三五年春，当时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前敌总指挥的刘志丹统一指挥西北红军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反革命围攻。红军首战延长、迫使延川敌军弃城他逃，连续追击，南下甘泉，调动敌人。接着挥师北上，占安塞，克靖边，解放保安。红军连夺六城，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四方面军才撤出川陕根据地。因此，他们对红二十六军在陕甘的军事胜利不可能一无所知。
特别是随军长征的干部张德生和贾拓夫，他们都是陕北人，是知道陕北红军的一般情况的。张德生是榆林县人，曾任中共府谷县委组织部部长、甘宁青特委组织部部长，一九三三年陕西省委(甘肃特委受陕西省委领导)因杜衡叛变而遭破坏。张德生由兰州转移到汉中，任汉中特委宣传部部长。一九三四年被调到红四方面军中做政治工作。长征中，张德生在第一、第四方面军中做军队政治工作。（参看《张德生简历》，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人民日报》。汪锋：《学习张德生同志的革命精神》，三月十八日《陕西日报》。）张德生曾向党中央汇报了长征北上沿路地理民情等情况。贾拓夫是神木县人，历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代理书记，陕西省团委委员兼西安市团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等职，并负责组织、宣传工作。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贾拓夫代表陕西省委去中央苏区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出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一九三四年六月起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部长(专做破坏白军工作者)。在长征途中，贾拓夫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曾多次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陕甘党组织和红军以及陕甘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情况，这对中央确定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军起了很大的作用。”（习仲勋、马文瑞、汪锋、白如冰：《深切怀念贾拓夫同志》，一九八年四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后，毛泽东立即派贾拓夫(李维汉也同行)带领约一排武装作先遣队，向东边走，去找陕北红军。
总之，党中央通过各个渠道，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不久，就知道红二十六军在陕甘和陕北的活动，所以在沙窝会议的决议上写下了关于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及“红军到达陕北”等文字，就不奇怪了。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会议上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后，对六月二十八日《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又作了补充决定。《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中，“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泯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继续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文件接着指出：“甘陕地区对于我们不论目前与将来的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这些理由与考虑是：甲、在政治上，我们能够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会合，并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与领导，联系存在于甘陕边之苏区及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这给我们可能在短时期中迅速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这就能够迅速的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
从上述文件可以看出，党中央已经知道了甘陕边存在着苏区及游击区域，因而要求主力红军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会合”。当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力量较强，所以提出力求“实现赤化川陕甘，而为苏维埃中国确立巩固不拔之基础。”同时，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指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白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
九月初，当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不仅公然反对北上，而且要左路军、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全部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为此，中央政治局在巴西举行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继续北上。九月十一日，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再致张国焘令其北上电说：“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九月十二日，党中央在俄界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同时，改变了原定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决定一、三军团北上，开展游击战争，向陕甘广大地区发展。因为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为，中央红军已难以在四川建立革命根据地了。
三、榜罗镇会议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北上，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入甘南。从腊子口往前走了十几里路有一个集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老总好多人都在那里休息。他们说：罗迈，你也来休息。他们拿着报纸在看，是敌人的，发现陕北有一个刘志丹‘共匪’”（李维汉：《关于陕甘宁边区党史的几个问题》。）这个材料说明，党中央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正在陕北苏区，证实陕北可以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红军从腊子口出发，翻过大剌山(岷山)，经悬窝、鹿元里，于九月二十日到达岷县与西固(今宕昌)间的哈达铺。党中央从敌人报纸上获得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具体情报。原来红军到了哈达铺宿营，“买东西拣到一张七月×日的《晋阳日报》，上载‘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白河的危险爱。’”（高朗亭：《谢觉哉同志谈刘志丹》。）
谢觉哉同志回忆说：“过了哈达铺镇，我想好了去兰州找关系的方案，准备离队，去请示毛主席。他也把《晋阳日报》的消息告诉我，并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革命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高朗亭：《谢觉哉同志谈刘志丹》。）
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一说连以上)的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形势，指明了要到陕北去会合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同时宣布将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改组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陕甘支队的司令员，毛泽东同志兼政委。（参看肖锋：《长征日记》，杨成武：《忆长征》和肖华关于长征的报告。）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党中央在榜罗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计划，决定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作为全国革命总指挥部，从那里领导全国革命。”（《〈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二)《党史资料通讯》第十八期。）
随后，红军翻过六盘山，于十月十九日抵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在这里，红军打败了敌人骑兵师的跟踪追击，迫敌一个团，击溃三个团，俘敌七百余人，缴获战马一千多匹。中央红军经过一周的休整，非战斗单位从吴起镇前往瓦窑堡，毛泽东亲率作战部队到直罗镇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中央红军恢复了第一方面军名称，原一、三军团合编为第一军团，“十一月，第十五军团编入第一方面军建制。”（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党中央及时纠正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被迫害、被拘捕的干部，挽救了陕北的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红军长征为什么要到陕西?而不到别的地方落脚.
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经过6次变化，最终确定在了陕北。“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根据敌我双方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全国形势的发展做出的英明选择。”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刘煜说：“在中央红军决定选择落脚陕北的决策过程中，一张报纸和一个人起到关键爱的作用。”
中央原定长征的落脚点是湘西北，后来根据形势发展，曾先后选择了创建黔北根据地、川西或者川西北根据地、川陕甘根据地。后来毛泽东等领导准备带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第三军团北上，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根据地，将来再向东发展。刘煜说，俄界根据地已是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上的第5次变化。
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北上到达甘肃哈达铺后，从当地一张报纸得知陕甘两省红军和赤色游击队蓬勃发展的情况。刘煜解释说，有人说这张报纸是当时的《晋绥日报》，有人说是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有人说是包油条的报纸，有人说是中央派人专门在当地邮局找到的。“是张什么报、怎么得到的似乎没有定论，但毫无疑问，在红军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这张报纸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煜说，中央做这个决定时一个名叫贾拓夫的人也起了重要作用。曾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的贾拓夫是陕西神木人，红军长征途中，他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1935年9月18日，毛泽东开会研究到底是北上打通国际路线还是到别的什么地方落脚时，当时有很多主张。贾拓夫是长征中唯一来自陕北的带路先遣人员，他将刘志丹领导陕北红军开展活动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建议党中央到陕北立足。
9月20日，毛泽东根据报纸信息和贾拓夫提供的情况，决定“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9月27日，中央在甘肃省通渭县举行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改变了在俄界创建根据地的打算，决定落脚陕北。
此后，中央红军通过贾拓夫与陕北红军取得联系，并很快突破西兰大道封锁，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胜利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
十六军在陕甘边的活动和红二十五军活跃在陕南的情况。
红二十五军撤出鄂豫皖苏区，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八日击溃豫陕交界的铁钅页关民团，进入陕西南部，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攻占镇安县城，二月一日袭占柞水县城，当时红四方面亦正在发动陕南战役，打击孙蔚如部，于一月二十四日攻克宁强县城，二十五日又克阳平关，三十日占勉县，一部出南郑(汉中)，二月十五日结束陕南战役。（《红四方面军发展简史资料》。）据有关同志回忆说，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了策应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开展斗争的，只可惜两军没有在陕南会合。
关于红二十九军的建立，是与红四方面军的帮助分不开的。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下旬，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西征入川，道经陕西南部西乡县私渡河、廷水、钟家沟等处作短期休整时，曾积极帮助中共陕南特委建立红二十九军，以后又在人员、装备上和战斗中，继续给予帮助。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共临时中央派王大舜(刘瑞龙)从上海来到西乡县任红二十九军副军长。同年五月三十一日。王大舜领导的一百二十余人的队伍被红四方面军调去参加空山坝战役，（参见《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九军大事记》等资料。）红二十九军在陕南“马耳岩事变”中遭到惨重损失，此后留下游击大队在陕南继续活动。
由此可见，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九军关系何等密切。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从红四方面军处得知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九军的情况是毋庸置疑的。
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苏区后，红二十五军威震陕南。一九三五年三月，红二十五军击溃杨虎城部警备二旅，四月和七月又连迫杨部的警备三旅和警备一旅。七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提出“迎接党中央”和“迎接主力红军”的动员口号开始西征北上。七月三十日攻占陕甘边的双石铺(今凤县)时，截俘敌少将参议一名，获文件和报纸甚多。综合敌人的口供、文件和报纸所提供的情报，证实我主力红军正在松潘附近北上。红二十五军于八月三日攻占甘肃两当县城，九日晚攻占天水县城北关，十一日进占秦安县城，驰骋于甘南、陇东。后来，红二十五军又威逼静宁县城，攻占隆德城，逼近平凉。由于一时难以获知主力红军消息而敌军日益集中，红二十五军乃经镇原、庆阳县境，于九月十八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并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初稿)。）
红二十六军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在陕北宜君县正式组建的，后南下渭华作战失败，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陕甘苏区恢复建制。一九三四年春，红二十六军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根据地第一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攻，陕甘边十多个县的农村获得解放。一九三五年春，当时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前敌总指挥的刘志丹统一指挥西北红军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反革命围攻。红军首战延长、迫使延川敌军弃城他逃，连续追击，南下甘泉，调动敌人。接着挥师北上，占安塞，克靖边，解放保安。红军连夺六城，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四方面军才撤出川陕根据地。因此，他们对红二十六军在陕甘的军事胜利不可能一无所知。
特别是随军长征的干部张德生和贾拓夫，他们都是陕北人，是知道陕北红军的一般情况的。张德生是榆林县人，曾任中共府谷县委组织部部长、甘宁青特委组织部部长，一九三三年陕西省委(甘肃特委受陕西省委领导)因杜衡叛变而遭破坏。张德生由兰州转移到汉中，任汉中特委宣传部部长。一九三四年被调到红四方面军中做政治工作。长征中，张德生在第一、第四方面军中做军队政治工作。（参看《张德生简历》，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人民日报》。汪锋：《学习张德生同志的革命精神》，三月十八日《陕西日报》。）张德生曾向党中央汇报了长征北上沿路地理民情等情况。贾拓夫是神木县人，历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代理书记，陕西省团委委员兼西安市团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等职，并负责组织、宣传工作。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贾拓夫代表陕西省委去中央苏区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出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一九三四年六月起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部长(专做破坏白军工作者)。在长征途中，贾拓夫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曾多次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陕甘党组织和红军以及陕甘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情况，这对中央确定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军起了很大的作用。”（习仲勋、马文瑞、汪锋、白如冰：《深切怀念贾拓夫同志》，一九八年四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后，毛泽东立即派贾拓夫(李维汉也同行)带领约一排武装作先遣队，向东边走，去找陕北红军。
总之，党中央通过各个渠道，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不久，就知道红二十六军在陕甘和陕北的活动，所以在沙窝会议的决议上写下了关于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及“红军到达陕北”等文字，就不奇怪了。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会议上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后，对六月二十八日《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又作了补充决定。《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中，“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泯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继续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文件接着指出：“甘陕地区对于我们不论目前与将来的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这些理由与考虑是：甲、在政治上，我们能够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会合，并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与领导，联系存在于甘陕边之苏区及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这给我们可能在短时期中迅速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这就能够迅速的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
从上述文件可以看出，党中央已经知道了甘陕边存在着苏区及游击区域，因而要求主力红军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会合”。当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力量较强，所以提出力求“实现赤化川陕甘，而为苏维埃中国确立巩固不拔之基础。”同时，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指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白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
九月初，当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不仅公然反对北上，而且要左路军、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全部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为此，中央政治局在巴西举行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继续北上。九月十一日，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再致张国焘令其北上电说：“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九月十二日，党中央在俄界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同时，改变了原定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决定一、三军团北上，开展游击战争，向陕甘广大地区发展。因为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为，中央红军已难以在四川建立革命根据地了。
三、榜罗镇会议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北上，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入甘南。从腊子口往前走了十几里路有一个集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老总好多人都在那里休息。他们说：罗迈，你也来休息。他们拿着报纸在看，是敌人的，发现陕北有一个刘志丹‘共匪’”（李维汉：《关于陕甘宁边区党史的几个问题》。）这个材料说明，党中央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正在陕北苏区，证实陕北可以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红军从腊子口出发，翻过大剌山(岷山)，经悬窝、鹿元里，于九月二十日到达岷县与西固(今宕昌)间的哈达铺。党中央从敌人报纸上获得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具体情报。原来红军到了哈达铺宿营，“买东西拣到一张七月×日的《晋阳日报》，上载‘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白河的危险爱。’”（高朗亭：《谢觉哉同志谈刘志丹》。）
谢觉哉同志回忆说：“过了哈达铺镇，我想好了去兰州找关系的方案，准备离队，去请示毛主席。他也把《晋阳日报》的消息告诉我，并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革命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高朗亭：《谢觉哉同志谈刘志丹》。）
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一说连以上)的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形势，指明了要到陕北去会合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同时宣布将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改组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陕甘支队的司令员，毛泽东同志兼政委。（参看肖锋：《长征日记》，杨成武：《忆长征》和肖华关于长征的报告。）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党中央在榜罗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计划，决定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作为全国革命总指挥部，从那里领导全国革命。”（《〈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二)《党史资料通讯》第十八期。）
随后，红军翻过六盘山，于十月十九日抵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在这里，红军打败了敌人骑兵师的跟踪追击，迫敌一个团，击溃三个团，俘敌七百余人，缴获战马一千多匹。中央红军经过一周的休整，非战斗单位从吴起镇前往瓦窑堡，毛泽东亲率作战部队到直罗镇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中央红军恢复了第一方面军名称，原一、三军团合编为第一军团，“十一月，第十五军团编入第一方面军建制。”（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党中央及时纠正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被迫害、被拘捕的干部，挽救了陕北的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